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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回过神，转身跟上了离开太平间的队伍，我衝她抿嘴笑了一下，说，“没事，我只是在想，半小时前我还以为是诈骗电话。”

她愣了一下，掉到了队伍的最后面。

那天我没再回公司，回去的路上，我上网搜索“被拐卖儿童dna比对要多长时间”，大多说的是一周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我的比对结果隔天下午就出来了。

我以为是自己受到了极大的重视，后来过了很多年，我炫耀似的向裴以北提起，她才告诉我，是因为医院的太平间最多只能停七天。

比对结果通过之后，我两眼泪汪汪但实际有所保留地跟公司领导说了这个事。他很体谅我，问我想请多久的假，我说一个月，他的脸色不太好看，于是我退而求其次，请了三个星期。

南亦嘉几乎没有社会关系，这一点我们母女俩倒是出奇地相似。

安排殡仪车接运、雇佣工人搬运、预约火葬场火化、购买墓地和墓碑，整个过程我一共花了四天的时间，其中有三天我一直在处理遗产继承问题。

南亦嘉的遗产清算大概是那个援助律师做过的最简单的项目，没有房产、车产等任何固定资产，只有一张银行卡，里头的存款一共一万两千五百十八块，除此之外就是租房里的行李。

谢天谢地，南亦嘉没有任何负债。

剩下的一天时间里，我跑了新库市三家公墓，它们的位置分布用“天南海北”来形容都是谦虚了。

前两家公墓给出的价格太高，远远超过了南亦嘉的小额遗产。而我，今年七月份才大学毕业，存款可以忽略不计。

销售人员告诉我，价格高是因为风水好，能让逝者得到安息。他巴拉巴拉地讲了一堆，我完全插不上话，我趁着他喝水的间隙，问他新库市风水最差的公墓是哪一座。

他得体的笑容僵在了脸上，像钢筋水泥浇筑的塑像，似乎会一直以同样的角度微笑下去。

我很感谢，他最后还是把城西这座公墓告诉了我，并且用少许鄙夷混杂着同情的眼神目送我离开。

怕赶不上销售人员的下班时间，我下了地铁没有坐公交，打车去的墓园。

我问门口值班的老大爷销售部在哪里，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本地方言，我一个字也听不懂。

我们各讲各的，几乎就要吵得不可开交，碰巧这时候一个穿黑色职业套装的女人经过，又碰巧她就是这里的销售人员。

她是一个看上去没比我大几岁的年轻女人，脸上有着工薪阶层共有的倦色，普通话讲得很标准。年轻女人的态度比上一个男销售员要好得多，她带我去了一个房间，我能感受到她是真诚地在向我询问情况。

她带我到一张桌子旁坐下，拿出纸笔准备做记录，“女士您好，您可以详细说一下您的需求，我会为您推荐最合适的方案。”

这时候太阳已经西沉，我跑了一天，连饿也顾不上了，正渴得要命。

我于是开门见山地说，“我没有钱，可我不想把我妈妈的骨灰撒到海里。”

尊严其实没那么值钱，当我饱含羞耻地向第一个人低头，我就可以毫无负担地向第二个人坦诚我的窘迫。

她翻开一本小册子，边指给我看边说，“您看这个位置怎么样？树葬，符合近几年环保的理念，就因为位置偏僻，被认为风水不够好，不过像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，对风水没那么讲究的话……”

“这个位置多少钱？”我问。

她及时打住了刚才的话头，面带微笑地回答道，“现在这个墓位在搞促销，只要八千八百八十八，是我们这儿最便宜的，买一送一，旁边这个就是附赠的。”

当“最便宜”三个字出现的时候，它就注定了被我买下的命运。

于是时间就到了现在，我站在了南亦嘉的矮碑前。

这场葬礼不仅仅属于南亦嘉。

由于资产目录里忽然多了个墓位，我在给她买石碑的时候，顺便也给自己买了一块。

买两个打九折。

她的碑上刻了姓名、生卒年、立碑人和立碑时间，刻碑师傅问我要不要刻一些“福荫子孙”之类的话，讨个好彩头。我想了想，拒绝了。

南亦嘉这一生活得很不容易，我希望她死后可以轻盈些。

至于我的那块碑，我用英文原文刻了一段诗。

刻碑师傅的工作量明码标价，十块钱一个字。我问他要是刻英文的话，价格怎么算。他愣了愣，说就跟数字一样，按照字母算，要是我刻得多，给我打五折。

别说五折了，就是一折我也嫌贵。

还好我从读幼儿园起，上劳动课就特别积极，动手能力完全过关。我自己买了把便宜的电钻，琢磨了整整一个晚上，竟然也歪七扭八地刻出了那一节诗——

thestarsarenoantednow;putouteveryone;

packuptheoonanddi□□antlethesun;

pourawaytheoceanandsweepupthewood;

fornothgnowcanetoanygood

(译文：不再需要星星，把每一颗都摘掉/包裹月亮，拆出太阳/倾泻大海，扫除森林/因为没有东西，再有任何意义。——节选自奥登《葬礼·蓝调》)

坦白讲，我对诗的印象还停留在语文课浮夸朗诵的《相信未来》，可以用一窍不通来形容。

奥登这首诗，是我在一门叫诗歌文学的选修课的教科书里发现的，就抄在目录页的空白区域，书是我在图书馆里随便借的。